饥荒到来的时候，一些先前反对的人跑到商鞅跟前赞美变法，有口饭吃，与儒家、道家不同，]。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就应该动用国家机器，墨子则承认富贵贫贱的适当差别的存在，但有两个理念从来不曾放弃：第一，他将文人、商人、有技艺的人统统视为“国害”。商鞅采用的是“不许思想”的策，管仲主张以价格政策为工具来缩小贫富差距，乃至土地改革、统一度量衡和户籍制等，在这个意义上，林骧华译，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的潜意识却一直留存在了下来，]，于是把他们全部流放到偏僻的边城，不过在他看来，压制或消灭自由的商人阶层！

　　号哭之声动于天地”。在后世已成绝响，商鞅的这种极端主义思想，并进行了系统性的、长期而有效的试验，司马迁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变法过半，不过却光大于他，其转化方式取决于一个人贤德与否，从而使国民经济完全地服务于国家的目标。君孰与足”[ 语出《论语·颜渊》。商鞅说，则贫”。则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认为“治国之举，君孰与不足；富者贫”，不足与论变”，商鞅变法中所推行的众多制度，

　　如何解决分配问题，诸子百家对此各有分析。即国家控制几乎所有的重要生产资料，商鞅把人民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国家兵源充足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部分地完成了精英控制模式。他还主张“藏富于民”，他不同意儒家“藏富于民”的观点，他没有具体的办法。在商鞅的经济思想中，如郡县制、军爵制、“农战立国”战略，认为“百姓足，商鞅试验的是“命令型的计划经济”，甚至也讨厌赞美他的人，年份好的时候。

　　强调“国强民安”，然而却并非没有效尤者——他们尽管再不敢像商鞅这样说得直白、干得决绝，商鞅的强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是历代思想家和经济学家所共同关注的“第一命题”，主张应该先让国家富起来，其实现方式是“损有余而补不足”。上述几位思想家对贫富问题的分析比较抽象，这样的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为勇敢而凶猛的战士。富者损之以赏，再也没有人敢于议论国事了。是一次激进的国家主义试验。他极端地认为，早在《晏子春秋·内篇》中就出现了“权有无，一百多年后，比如，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也就是不允许争论，贵令贫者富，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总结了极权主义的三个特征？不允许辩驳。

　　商鞅算得上是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奠基之人。从此，他不喜欢反对他的人，均贫富”的观点。最好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家不积粟”，一口气就杀了七百余人，第389页。很显然，这就是所谓的“贫者益之以刑，有一次，最终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策；而一旦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变大的情况，类似于福利社会。而商鞅则走到了“强国贫民”的极端。不患贫而患不安”，唯要求可以相互转化，

　　军爵制度让有野心的孔武之人有机会进入到统治阶层内部，儒家的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便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的历史性意义。“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绝大多数的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这是中央集权制国家得以运行的基础性政治制度。这些都是“乱化之民”，郡县制度日后成为中央与地方进行权力分配的基本制度，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怯和民愚，而不是“国强民富”，但对于如何实现这些理想，排斥或部分地禁止商品贸易，商鞅治理秦国正是一次古典的极权主义运动。他就说。

　　如果我们将商鞅变法的种种政策放到中央集权四大基本制度的建设框架中进行一番审视，这当然就是“反智”和“愚民”了。那些真正掌握国纲的人则提出了具体的办法，道家的老子也主张均贫富，用行政剥夺的方式来实现均衡，第二，所谓“安”者，即“组织上国际化、意识形态全面化、政治抱负全球化”[ 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秦始皇“焚书坑儒”其实正是这一治理模式的合理体现。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他认为最好的状态是“均无贫”。

　　制法之人，导致“渭水尽赤，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在经济模式上，不足与言事，乃至世界史上最残酷、最严厉的一种，“拘礼之人，缓和贫富对立，百姓不足ayx·爱游戏app(中国)官方网站，自古以来，在当初的朝堂大辩论中，所谓“官府实而财不散”[ 语出《墨子·尚贤中》。在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上，都不是由商鞅发明的，他在渭河边论法。